“截至2024年末，80后死亡率突破5.2%，相当于每20个80后中就有1人已经去世。”“80后的死亡率已经超过70后。”近日，相关话题在网络上不断发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李婷连写两篇文章进行辟谣与科普，引起广泛转载。
事实上，不仅是一个代际的“死亡比例”触动人心，诸如结婚率、生育率、初婚平均年龄等人口统计数据，如今也已经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其背后的真相是，我国正在经历人口转型，很多变化关乎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体感”更加明显。有人因此将内心的疑问抛给市面上的AI工具，但现阶段AI可能会由于训练的语料问题、错误引用等，输出错误的推理和结论，甚至“有理有据地胡说八道”，生成误导性的谣言。
在“80后死亡率突破5.2%”被有力辟谣之后，2月22日，李婷接受了南都、N视频记者的采访。作为主要研究婚姻与家庭转变、人口与数字社会等问题的专业学者，她也应邀分享了自身主持的相关科研项目，比如有关中国单身青年的研究、婚姻模式变迁的研究。一些数据分析结果可能会颠覆我们的“想当然”，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她还提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会与中国的人口转型发生相互作用，形成更为复杂长远的效应。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李婷。
【对话李婷】
“80后死亡率偏高”是错误推论
南都：最近网上盛传的“80后死亡率突破5.2%”，为什么是错误的？它的问题出在哪儿？
李婷：我是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需要面对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社会肯定是向前发展的。我国的预期寿命正在逐年增长，就正常的人口发展趋势而言，不应该会出现“80后死亡率高于70后”的倒挂现象。
很多自媒体提到，数据来源是我国的人口普查公报。理论上说，用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中0-9岁的总人口数，减去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30-39岁的总人口数，确实可以得到一个“死亡人数”，从而计算出80后这一特定人群截至2020年时的“死亡比例”。
但这样得出的结果，并不是人口学意义上的“死亡率”。
死亡率是一个时期指标，其计算公式是：一定时期内的死亡人数除以该时期内的平均人口数，衡量的是当前时点的死亡强度——死亡率越高，意味着当前环境越不利于生存。死亡率的数值较小，单位是‰，比如2024年我国粗死亡率为7.76‰，远低于5.2%这个数字。
相关自媒体文章目前显示已被辟谣。
而自媒体文章所谓的“平均每20个80后中就有1人已经去世”，描述的是80后的累积死亡概率，是一个队列指标。需要注意的是，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的死亡数据（普遍被认为比较准确），当年全国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是3.5%。也就是说，即便上面提到的5.2%是准确的，里面大约也有三分之二是在出生时就夭折了。
总体而言，中国的居民健康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属于比较好的，超前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公开数据也可以计算出，80后的存活状况是要好于70后的。
南都：在研究者看来“一眼假”数据和结论，却出现在AI工具输出的内容当中，并且让很多人信以为真。普通用户在与AI对话的过程中，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样的误信风险？
李婷：对于非自身专业领域的问题，我们可能真的很难去判断AI的说法到底对不对，这是人在与AI磨合、学习如何与它相处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AI大模型在回答问题过程中曾出现错误。
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我们能做的，首先是不盲信。在心里绷紧一根弦，知道AI并非全知全能，它可能会生产“幻觉”，可能会由于训练的语料问题、错误引用等，输出错误的推理和结论。因此，如果是重要的工作或者关键的信息，还是应该double check（复核）。
南都：也有人说，这次乌龙事件表明，AI无法取代真正的专家学者，你怎么看？
李婷：我不敢说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被AI替代，因为AI发展得太快了，它在学术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多，渗入的程度越来越深。包括我们团队也一直在探索，AI在科研中到底能够做些什么。
原来我们做文本分析的时候要爬取数据，还需要自己去学习python这些编程语言，但是随着近一两年AI能力的提高，现在这些工作更多地可以交给大语言模型来完成。甚至有研究表明，使用AI进行大规模的文本识别和归类，可能比真人都干得好、准确性更高。
不仅如此，现在有些社科研究中对AI的应用，已经跃升到了所谓的agent层次。通过给AI设定参数和部署，可以模拟出一个人类社会，在这个社会模拟器中开展试验……
AI还在不断迭代中，我们没办法知道它的下一个形态是什么，也许未来的AI真的可以不犯错？但是我想，可能专业人员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最后可以对自身产出的结果负责。
中国婚育模式变迁或有“预演”
南都：近几年，越来越多网友开始关注权威的人口统计数据，诸如结婚率、生育率、初婚平均年龄等，甚至成为显性的社交话题。婚姻与生育的转变是你的研究兴趣之一，你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发现？
李婷：如果谈到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生育率，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现在不生孩子的“主力军”是有城市户口的高知群体。
实际上，从我们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挖掘来看，2010年至2020年，高教育水平的群体生育率还是相对稳定的，而大部分的生育率下降来自曾经的高生育群体——流动人口。
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呢？可能因为这些农村户籍的打工者觉得城市的生活成本、生育成本很高，工作压力很大，也没法完全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同时，他们已经离开老家的熟人社会，脱离了普婚普育的传统观念和文化规范的压力，多重因素导致他们成了生育率变化最大的群体。
南都：如果说出生人口规模减少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普遍会出现的问题，那么中国当下在婚姻和生育领域发生的显著变化，有没有独特之处？
李婷：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男女两性的初婚年龄达到29.38岁和27.95岁，创历史新高。20至49岁未婚人口规模达1.34亿人，同年龄组中一人户（单人立户）的数量也迅速扩增，达到5897万户，社会个体化趋势明显。
这一情况并非我国独有的，西方国家出现得更早。但我认为，我国离严格意义上的“单身社会”（单身成为个体不容忽视的选择的社会情境）还有一定距离。即便在大城市，很多年轻人的行为方式与西方越来越接近，但有一点是中、日、韩等东亚国家都没有变的，就是婚外生育率极低。不像一些欧美国家的男女，虽然选择不结婚，但会生孩子、共同抚养孩子。
这种结婚和生育之间的紧密关联，还会演变出一种“反向约束”，即只有想生孩子才会结婚，没有这个想法的话，可能就一直单身，或者以同居代替。在韩国和日本，这个倾向都已经有所体现，而在中国，我们发现很多女性结婚不到10个月就生下了孩子，“奉子成婚”的比例相当高。这应该是我们看到的东亚与西方的情形之间最大的不同。
南都：基于中日韩三国的相似性，接下来我国年轻一代的婚育模式可能会如何演变？
李婷：从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看到，目前中国仍处于普婚普育的状态，女性终身未婚率（50岁仍没有经历初婚的人群占比）不到2%。但这个数据能够刻画的人群，最小的也是70后，更年轻的代际还没法判断，甚至每个当下还没走进婚姻的人自己，也未必能够预判。我们就想通过观察日韩的走势，能够对中国的情况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中日韩三国累计已婚比例与终身未婚比例。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对比这三个国家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在不同年份的累计已婚比例，可以看到中国2020年的年龄分布模式跟韩国2000年以及日本1990年的分布模式很相近，三个国家在婚姻推迟上呈现出“前赴后继”的相似模式。
而在终身未婚比例上，2020年日本17%的女性到50岁仍没有经历初婚，韩国这个比例为8%，正在快速上升。而日本和韩国女性不婚水平开始显著上升的对应年份分别为1990年和2000年，这两个年份的婚姻推迟模式刚好与中国的2020年相近。这或许预示着，2020年之后，中国女性的不婚水平可能也会步日韩两国的后尘，开始显著爬升。
这个变化首先将发生在85后身上，继而是90后。至于00后的婚姻，从一些微观或个体视角的问卷调查、质性访谈等研究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历史性的变化。
AI发展可能推动人口结构巨变
南都：去年你有一篇论文谈到人工智能发展与人口结构转型的关系，其中有一个观点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导致生育水平降低。在可见的未来，AI会如何作用于人口结构的变化？
李婷：当下中国正在同时经历人口转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据我推测，这两种力量将深刻影响我国的社会与经济面貌，且两者还会相互作用，形成更为复杂长远的效应。
AI的发展可以在多个维度上对人口结构产生间接影响。首先，它对生育存在替代效应，可能降低个体的婚育意愿；其次，AI的广泛应用会冲击劳动力市场，至少在短期内增加人们对于就业市场和收入前景的不确定性，致使很多人担心自己“被机器替代”，这同样会在客观上拉低生育水平。
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各年龄段人口比重。
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可能很多人对我国目前的少子化、老龄化充满担忧，特别是2022年全国人口总量出现负增长以来，大家更觉得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或者“困境”。其实在我看来，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不能一概而论，到底人口多是好还是人口少是好，在历史上也是不断变化的，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度相关。
在农业社会，为什么大家觉得生孩子好？因为当时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劳动的，添一口人就多一个劳动力，能够帮助家庭更好地生存。但到了工业社会，不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了，人口增长达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觉得资源的分配是一个问题了。
再到后来我们发现，基本上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会经历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的过程。
而今AI时代到来，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开始被机器人所取代，这时候真人可能就要比拼智力，人类社会也许会像尤瓦尔·诺亚·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所说的那样，发生可怕的分化……
技术、人口与制度的全面适配，才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许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口的变化既不是一件好事，也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大事。同样的事情，以十年的尺度来说也许是坏事，但是以百年的或者更长的尺度来说，它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可能又有所变化。
南都：你曾提到，人口学是一种实践性的科学，和现实问题紧密结合。基于你对婚姻与家庭转变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你会做一些怎样的呼吁？
李婷：我会呼吁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
我的出发点并不是说一定要鼓励大家生育，这些政策本身也不应该是单维度的、只能在生育激励的框架中去理解。如果从人口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很多都属于公共服务，是能为年轻人提供支持与帮助的好事。
比如说托育，比如减轻人们的住房压力，再如让教育资源更加均衡、降低家庭教育的焦虑等。此外，还需要去关注性别平等的问题，关注女性的就业问题，不能让女性陷入到家庭与工作的两难（困境）。
出品：南都即时
统筹：南都记者 向雪妮 马辉
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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