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上海人有自己的“沪币”，那“苏北人”也是一张全沪通行、流传于散装江苏的喜剧人面具，正挠中了上海人的脚板心。苏北人在上海，为什么还是千年不变的老梗？
近两年来，以沪语为主的海派影视作品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爱情神话》和《繁花》。 这两部影视作品的热播，也引起了网上关于片中上海话是否正宗的争论。
《繁花》里的角色“玲子”，她的上海话有不少人听出来带有苏北口音，还有人质疑剧中教人做干炒牛河的主厨怎么也一副苏北口音——“找苏北籍粤菜总厨是最离谱的部分，八九十年代哪有三四十岁苏北人当粤菜总厨？就算是，苏北人拼刀功做文思豆腐才对。”
《爱情神话》里的城管一口苏北话让大家记忆深刻，饰演城管的钱小昆，同时也是影片的沪语指导。对于片中为什么要用苏北话，他解释道：“在上海的戏曲节目里，大家对苏北话有一种既亲切又调侃的味道，而老一辈上海人对苏北人有一种不言自明的感情。大家在上海会听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口音，饰演小皮匠的宁理是北京人，但他其实说的是一口苏普，就是苏北普通话。”
宁理饰演的小皮匠，普通话当中带着苏北口音。（图/《爱情神话》）
“苏北人”在上海确实是长盛不衰的老梗，上海人的“不言自明”来得很长情。在过去上海的滑稽戏里头，苏北人就是常见的被娱乐的主角。而近年来上海本土的脱口秀和短视频中，苏北话更是绕不开的热梗。
上海脱口秀演员门腔就在《喜剧之王单口季》上调侃自己有一半的苏北人血统，从小为了不被歧视，被父亲教育要隐藏自己的苏北身份但总会露出马脚，还模仿女友小程的苏北话，称其自带气定神闲的松弛感。
门腔在脱口秀节目当中调侃自带苏北血统。（图/《喜剧之王单口季》）
都说上海人有自己的“沪币”，那“苏北人”也是一张全沪通行、流传于散装江苏的喜剧人面具，正挠中了上海人的脚板心。苏北人在上海，为什么还是千年不变的老梗？
“苏北人”究竟是哪里人？
苏北人具体指的是哪里人？这可能是一个宇宙级的难题，因为这话题你在江苏不同地方问，都可能得到五花八门的答案。
如果你问一个上海土著，他可能会说苏北就是苏州河以北；如果问一个苏州人，他也可能会指着长江以北说“刚波宁”（江北人），马上将它与苏州、无锡和常州划清界限；但碰上扬州人和南通人，他们可不乐意被叫“苏北人”，称比他们更北的才是苏北。
网上有人将徐州、宿迁、连云港、盐城和淮安称为“苏北五虎”，但偏偏在最传统的上海滑稽戏里头，你会听到操着扬州或南通口音的“苏北人”，而苏北第一人民医院就坐落在扬州广陵区。苏北人的面目如此模糊不堪，以至于时常以段子的形式被调侃。
《欢乐颂》里应勤的处女情结引起网友热议。（图/《欢乐颂》）
当我们尝试厘清苏北的地理概念时，时常会觉得界限不明。
地处中原文化、江淮文化和吴文化的交界处的江苏，以“散装”著称，在网上有关江苏鄙视链的调侃当中，苏北向来处在底端甚至毫无存在感，被划入了邻省山东、安徽等地区的称呼。“苏北人”成了苏南地区传统婚恋观当中的雷区，似乎也成了潜意识里的地域“污点”。
美国历史学者韩起澜于2000年出版了《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书，从地理、方言、习俗、文化等角度，阐述作为族群的苏北人是如何在近现代上海的社会历史情景当中被反复建构和延续。时隔20年，本书简体字版再版。
书中开头，韩起澜谈到自己差点放弃了这个项目，因为她工作好几年之后才意识到，根本不存在关于“苏北”或“苏北人”的明确定义，她理解的“苏北”一词更像一个复合名词——“既是现实的地方又是想象之地，既是实际的类别，又是社会建构的类别。”
自19世纪晚期以来，苏北人在上海意味着穷人，他们大多数居住在这座城市周边的贫民窟，多半是因洪水、饥荒或家乡战争而逃难的难民，在上海从事着最不赚钱的底层职业。
苏北人让韩起澜联想起非洲裔、墨西哥裔和亚裔等美国少数族群的经历。但不同的是，苏北人并不完全以原籍界定，它是一种族群构建形成的相对概念，而不是天然概念。苏北人不是在苏北的人，而是在上海成为苏北人，在上海和江南以外的地方并不存在。
也就是说，当我们聚焦苏北人，其实也是从上海历史的进程去理解他们的类别和经历。如此，才能理解对于苏北人的偏见是如何被书写的。
在上海作家的写作经历当中，似乎能瞥见他们“以苏北作为方法”的书写。《繁花》当中的小毛一家，代表了苏北移民的故事。当时，那些难民为了逃避战乱躲进沪西“大自鸣钟”附近，也就是苏州河沿岸的腹地，楼下扬州剃头老师傅的调侃总能勾起他们对苏北乡音的回忆——“乖乖隆地东，韭菜炒大葱”。
电影《三毛学生意》中，主角三毛就是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少年。（图/《三毛学生意》）
韩起澜也好奇，曾经在清代中期被认为是高雅隽永象征的苏北文化，为何在19世纪晚期逐渐被视为边缘文化。这种变化在方言的演变地位上就一目了然，上海方言由移民讲的各种方言混合，苏北移民既是先导，人数也众多，但源于吴语的苏州方言和宁波方言的影响盖过了苏北方言。苏北方言渐渐被看成粗俗、乡巴佬的代表。
人们对女性魅力的认可也是衡量流行审美观的一个尺度。尽管清代扬州也有“美女摇篮”的美誉，但在上海，苏州女子才是最符合美女定义的，“总是穿着比较雅致的蓝色、黑色或灰色服装”的江南女子才是流行标准，而非“喜欢穿红红绿绿的丝绸衣服、绣花鞋、粉红或红色长袜和其他色彩鲜艳的衣着”的江北妇女。
饮食文化也是一大表现。在上海，除了扬州点心和扬州菜之外，其他苏北地区的特色几乎见不到。即便如此，扬州和镇江烹饪在上海的存在感也较低，《上海春秋》评估扬州、镇江食谱更为直率：“一度在江南江北家喻户晓，但其烹饪方法保守，逐渐被人们看不上眼。”
谁在定义“苏北人”？
围绕苏北的定义依旧云里雾里，就连人类学家费孝通也曾说“作为一个地区概念，‘苏北’的定义并不是很明确”。那么，究竟谁能定义苏北人？
倘若以南北地理面貌、语言、文化生活而论都难以清晰界定，正如韩起澜所说，“在上海的环境当中，江南和苏北都被简单化了，都被当作象征来用。”
唯一能找寻源头的或许在于悬殊的经济。“苏北”似乎成了“江南”的反面，隐喻着贫穷和偏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清代，大运河上的航运枢纽扬州曾是令马可·波罗惊叹之地，堪比威尼斯，一度被视为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只是，在19世纪，上海发展成商业中心的同时，江苏北部的繁荣和声誉才逐渐式微。
正如费孝通所说，大运河、黄河与由两河分流而成的分支水道，一度形成了运河网，才让扬州和苏北其他城市有了交通和商业中心的重要位置。19世纪中叶，大运河被海运所取代，逐渐失势，政府不再注意维护和修缮水渠堤坝，从而使苏北各地容易受到空前频繁的洪水灾害。且1853年黄河改道，泥沙淤积和旧黄河大堤建造，间接导致了淮河与苏北的一系列河流不再互通，苏北大部分地区也就成了被轮番而来的洪水、饥荒、贫穷困扰的一带。
与此同时，江南靠着长江、大运河和海运，以及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逐步扩大了商业化发展。迥异程度如此之高，由此分化形成了江苏移民的格局。随着19世纪江南商业和工业经济的拓展，沦为自然灾害受害者的苏北群体大量南迁，“苏北人”这一标签才逐渐显现。
韩起澜在《苏北人在上海》里深度分析了苏北人和江南人在争夺上海文化的领域中，如何逐渐沦为江南人类别的从属地位。“相信苏北是一个地方和苏北人是存在的这种信念，也许很可能是定居上海的江南人带来的。但是在上海，建构苏北人这个类别的过程加剧了，并有了全新的含义。”
在苏南，苏北人和江南人作为本地人和客民的关系是不容置疑的。但在上海，同为移民群体的江南人和苏北人便形成了一种争夺关系。“苏北”是“江南”的对立面，是江南人在上海进行自我界定时用的一面镜子。当江南人群体自诩为上海精英文化代表，构建和强化自我身份和文化认同时，名声不佳的苏北也就被贴上了“难民产地”标签。
这种标签不仅是以中国精英集团的标准来衡量，外国对上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统治也以其他方式影响了苏北人这一类别的建构。
拥有通商口岸地位的上海，从19世纪中期直至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解体，外国投资构筑了上海的劳动力市场。外国控制的租界当局不断努力消灭苏北人居住的棚户区，减少黄包车数量，努力塑造“摩登时尚”的现代城市信念。
苏北移民承包了旧上海的黄包车行业。（图/《群星闪耀时》）
与此同时，江南人竭力以精英文化叙事构建身份认同，僭取本地人的地位，才夸大了自己与苏北人的区别。
正如韩起澜所说，苏北并非是一种籍贯建构的社会类别，背后暗喻贫富和权力的分化。当江南情调界定了上海，吴语方言和上海地方戏、江南风味等话语逐步塑造了“文雅和精明”的上海时，苏北便成了反衬——“苏北这个术语也意味着阶层，扬州人对待比他们更穷的北邻盐城人、阜宁人和淮安人的居高临下态度便是明证。苏北人在上海的经历表明了籍贯的潜在阶层性。”
苏北人的生命力，正在形塑上海
早期占据上海劳工市场顶端的精英，主要来自广州和江南地区，最早的工厂工人群体来自广州、宁波和上海本埠。
在争夺上海文化领域上落败的苏北移民，绝大多数是为了逃离自然灾害和饥荒而无计划和被迫移民的群体。对于他们来说，上海城市的任何工作较之以往都是一种改善生活的迹象。
于是，苏北人长时期在正式劳工市场以外或边缘谋生。他们大多承包了当时上海绝大多数的低端服务型行业，比如拉黄包车、码头装卸工、清洁工、沐浴理发工、倒马桶工、小皮匠、拉粪车工等。
以人力车夫为例，1934年上海从事该行当的人有10万人左右。根据当时的一项抽样调查，苏北籍占了超过90%，他们大多来自盐城和阜宁。苏北人拉黄包车的局面堪称登峰造极，甚至黄包车夫间盛行的苏北方言也成了隐形的门槛。而扬州人则大多从事“三把刀”（厨刀、修脚刀、剃头刀）工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后。
拉黄包车的盛行，一度让人们对苏北人有了“干力气活”的刻板印象。苏北群体在上海实业精英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江北大亨”“苏北皇帝”之称的顾竹轩，16岁从盐城到上海谋生，曾在公共租界协记公司拉黄包车为业，到20多岁时跻身上海帮会上层。但他带来的同乡纽带，也仅流向了黄包车劳工市场，他则成了黄包车业界的强人，数千名黄包车夫奉他为师父。
就连他创办的天蟾舞台，也不以苏北地方戏为特色。苏北地方戏最常见的不是在正规戏院演出，而是在临时搭的露天舞台，或者苏北人居住区的茶馆里上演。据1947年的一本旅行指南，人们可以在6家戏院里听京戏，在26家戏院观看越剧演出，但没有一家戏院供淮剧或扬剧演出。苏北地方戏也印证了苏北文化在上海的边缘地位，处于支配地位的明显是江南文化。
移居上海的苏北移民，他们对“苏北”的认同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微弱的，不同原籍的人往往会存在阶层差别，甚至延伸到对立的态度。来自南部的南通、海门、扬州等地的人希望自己与更北部的盐城、阜宁和淮安等地的人脱离关系。尤其是扬州人，经常会坚称自己根本不是苏北人的一部分。
韩起澜研究发现，即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苏北人与贫穷的联系成了陈年旧迹，苏北人和上海人早已没有区别，但对于“苏北人”的流行偏见依旧存在。
她采访过以前的苏北移民集中地，比如闸北、杨树浦、南市、普陀等工人聚集区的人们，她发现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前他们没有什么流动性，几乎每个苏北人的子女都和他们的父母住在同一个区里。
当代作家程乃珊在她的半自传式中篇小说《穷街》中描述了故事主角执教所在地爱国村，那里大约80%的居民是苏北人。小说中这样描述这位老师的第一印象：“学校离我家坐公交车只要一小时，但在这一小时中，我好像是从第一世界来到了第三世界。……（我）本来绝不会相信，在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中，竟还有这样的一个角落，因繁荣而完全被忽视了的一角。”
当代上海的傲慢与偏见依旧存在，但不代表苏北人是消极被动接受了这层身份认同。很明显的变化是，他们从一开始抵制这种带有负面情感的类别标签，到如今逐渐接受，甚至承认这种身份认同，已经开始主导、扭转被动的局面。
你会发现，越来越多在上海的苏北人，不再强调自己来自具体的县市，而以“苏北人”自嘲。他们更多是因为脱离了上几代人的困苦，早已挣脱这层过去被赋予的“穷苦”含义，不论是在口音还是行为习惯上，都已经听不出来、看不出来“刚波宁”的痕迹。
现在在上海的年轻人，大多从上一代人就远离家乡。即便这些人祖籍宁波，后代也可能讲不来宁波话了。而苏北话却有生生不息的活力，抑扬顿挫的节奏感，使其感染力堪比东北话，不少在上海的苏北人后代会调侃自己的语言模式——出门在外讲上海话，转身对着自家爸妈和狗狗讲苏北话。而且苏北话对外更能通吃，因为它属于江淮官话，早已融入了北方粗犷豪迈的特色。
从最新出炉的江苏省GDP数值来看，今天的苏北早已崛起，背靠长三角经济区，整个苏北地区经济实力超过全国近一半省份：重工业有苏北老大徐州，新一代汽车城是盐城，淮安有“美食之都”之名，连云港还是华东地区医药制造中心之城。
在当下的环境中谈论和聚焦苏北人，或许我们可以从新的思路理解上海人和上海文化——上海的城市形象可以是多面的、生动的，在小资摩登的都市感之外，沉潜在这座城市当中坚韧的、市井气的、有生命力的世相，或许是苏北移民在冲突和融合当中凸显的色彩。
韩起澜在书的最后写道：“苏北人所表达的骄傲、愤怒和羞耻，同流行的偏见一样，都证实了苏北身份在当代上海的持续存在。”“苏北人”已经将原有的边缘身份认同重新书写，形塑着上海独有的包容面向。
正如《繁花》台词所说：“闯过去是扬眉吐气，又一程山高水远，闯不过去变成了教训，警示后来人。”不大体面的流行偏见依旧存在，但苏北人代表了最早一代沪漂的精神——可以不体面，但更有市井味的老上海，一种顽强自立的奋斗叙事。
参考资料
1.《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美]韩起澜
2.吴昊.从《富萍》到《繁花》——以“苏北”作为一种方法.澎湃新闻翻书党
3.姜天涯.“苏北”为什么成了上海百年老哏.上海市场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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