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 | 《我的解放日志》
2024年1月，史先生所在的公司开始试验“四日工作制”。他简单算了一下，按照最新工作制度，2024年他的实际工作日为184天，剩下182天为休息日。“理论上连休最长时间是2024年11月28日至2025年1月1日，共计35日。”
史先生就职于加拿大西部某省会城市的一家广告营销公司，半个月前入职已达三周年。
即便是在因WLB（work life balance）而闻名的加拿大就业市场，史先生所在公司的“四日制”试验依旧算得上相当先锋且罕见的人事制度。
试验分为两阶段。2024年1月19日至月底为第一阶段，每周五的例会改为线上召开，根据员工个人需要决定是否在家上班，如不需要可自行休假；第二阶段是2月，无需汇报进度，所有员工每周五都无需上班。
在经过近两个月的试验后，公司正式将其转变为一种长期制度，实施至今。史先生说，开始“上4休3”后，收入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只相差一天。“这其实有种挺‘奇怪’的感觉，就好像上班的日子和休息的日子没什么区别了。”
在混合办公和居家办公等制度不再新鲜的今天，传统的五日工作制正在松动。2023年9月，市场调查公司Milieu Insight调研显示，新加坡约有八成雇员希望落实四天工作制。在欧美国家，四天工作制的试验浪潮更是几度兴起。
2022年，英国参加四天工作制试验的大多数企业表示，他们有可能在未来正式实施这一制度。（图 / statista）
在五日工作制尚且实行得磕磕绊绊的当下，一个更“激进”的四日工作制会更好吗？
1 一生爱卷的亚洲人，也要“上4休3”
四日工作制的试验始于冰岛。2015年，冰岛公共部门的2500余名员工进行了这项试验。彼时，四日工作制尚未迎来它的转折点，仅仅是在相当小范围内进行的社会试验。
但显然，在过去的五年内，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环境变化，让四日工作制有了生长的土壤。在英国、比利时、爱尔兰等传统欧美国家，四日工作制正在缓慢生长。
在一向被认为工作强度较大的亚洲，四日工作制在舆论场上也渐渐有了一些声量。印象中最盛产“工作狂”的日本，开始在部分企业内部小范围试验四日工作制。
据《金融时报》报道，2025年4月起，东京都政府计划实施每周“上4休3”制度，该制度将对都政府雇员实行，但不包括短期工作雇员。Wooden所在的医疗服务公司，则更早实践四日工作制。
2024年8月1日，访问护士Wooden主动申请了“上4休3”。Wooden告诉新周刊，她申请时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社长很痛快地表示“没问题”。
但Wooden是分公司内唯一申请“上4休3”的员工。尽管制度摆在那里，但同事们没有主动申请，原因并不难理解——各个公司执行“上4休3”的政策各有不同，在这所医疗服务公司，四日工作制意味着“工资会变成原来的80%”。
收入减少，劝退了不少本地员工。“如果要想拿到全额工资，那申请者必须要在4天内完成40个小时的工时，否则就要打折。之前出台过限制劳动者加班时长的政策，也遭到挺多人反对的。”谈到收入问题，Wooden坦诚地说：“能理解，现在物价上涨得厉害。”
近年来，日本的物价也在持续上涨。（图/图虫创意）
2019年10月1日，日本正式将消费税从8%调升到10%。从2014年到2024年，十年来日本调整了两次消费税，涨幅达到5%（从5%至10%）。
但普通民众收入的增长却追不上通胀和消费税的涨幅。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数据， 2021年日本的平均年薪为39711美元，比1991年的37866美元高了1845美元，30年的工资累计涨幅不到5%。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何这些本地工作者不愿申请“四日工作制”。
这也与《日本经济新闻》在2023年进行的一次民调的数据不谋而合。调查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推进“上4休3”。并且，收入越高的人越赞成“上4休3”。在那些年收入不足800万日元的群体中，只有34%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推进。
更少的收入和更久的工作，对于打工人来说，是一个两难的抉择，莫不如保持原来的五日工作制。
（图/《我们的当打之年》）
体验了半年的“上4休3”，Wooden说，“每周都有三天连休，真的很爽”。但同时，打了折扣的工资也难免令人焦虑。在Wooden的年终总结中，她写道：“在开心和偶尔焦虑中不断地跳转。”原本，公司向她提出了周一去总公司支援的建议，因为这意味着基础工作量会大幅上升，她可能没法完全控制时间。她考虑再三决定拒绝，同时申请了“上4休3”。
多出来的休息时间，Wooden会偶尔兼职做医疗翻译，陪同患者就医并提供翻译服务，“很多大学医院只有工作日开放，现在我周一也可以接到一些去大学医院陪同翻译的工作。”而这份兼职可以让她超越原本的职业视野。
在Wooden的兼职工作日志中，她写：“血管细的朋友，控制血糖，好好保护肾脏。一个透析的病人，因为血液黏度高、血管细，透析造瘘从半年一换到一周一换，最后只能住院透析。”
此前她并没有担任过手术室护士的职务，但借着陪同就诊的机会，她也在旁边观摩了几场局麻手术。对她而言，“视频永远给不了现场所见的震撼”。当然，体验有好有坏，她也曾因为客户认为医院的收费标准过高，而被骂了半个小时。
这份兼职带给她一份可观的收入，也拓展了她的专业视野，让她短暂客串了许多人的人生，就像特鲁多医生说的那样，“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Wooden也从客户身上获得了许多能量。（图 / 受访者供图）
2 无差别的“四日工作制”，对带娃家庭更友好
小红书博主，资深Global HR@JoHoo，目前在荷兰工作，此前有多个国家的出海中资和外企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她告诉新周刊，尽管“四日工作制”正在某些地区成为一股风潮，但在她来看，对于企业来说，短期来看的确有不少挑战，“最直观的包括：工作流程重组、员工培训的成本增加以及可能需要增加人手以保证服务质量” 。
但她也认为，从长远看，企业往往能获得可观的回报，“人文关怀和商业效率不一定矛盾。四日工作制的核心在于提升效率，而不是简单地压缩工时。”
与刻板印象相悖的一点是——从某种程度上，四日工作制算是一种“降本增效”的手段。据4 Day Week Global的研究数据显示，通过提高工作效率（平均提升32%）、减少办公成本（水电费等降低20%）、降低离职率（平均下降57%）等方面，企业往往能够获得可观回报。
潘女士就职于韩国一家外贸公司，在入职面试时，公司明确表示正在执行“四日工作制”。
她同样告诉《新周刊》，公司的人事流动率并不高。“公司从2023年起就开始实行四日工作制，薪资也许会比同行业其他公司稍微低一点，但是因为四日工作制的关系，同事也更愿意待在公司里。”
（图/《正青春》）
作为一名职场妈妈，四日工作制对于她的家庭生活有真实的改变。“从五日变成四日以后，会让我觉得有一点松口气的时间。尤其对于育儿家庭来说，有不少需要工作日跑政府机构和医疗机构的事情”。
这意味着父母不再需要频繁在工作日请“育儿假”来降低自己的职场信誉度和竞争力。这也是许多拥有生育率焦虑的国家选择推广四日工作制的原因之一——除了降本增效之外，这成为一种提振生育率的手段。
此前，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上4休3”政策旨在应对持续低迷的生育率，帮助职业女性平衡工作和育儿。
但于年轻人而言，生与不生，取决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而这并非简单粗暴地靠增加休息日就能解决。
比如，潘女士告诉新周刊，除了灵活的工作制度之外，韩国还有一系列降低家庭育儿成本的方式。“韩国有种叫作‘儿童之家’的机构，介于日托班和幼儿园之间。还没到幼儿园年龄的孩子，就可以送到‘儿童之家’照顾。”
据了解，“儿童之家”归属于韩国的保健福祉部管理，为了方便上班族父母接送，最晚可以看护到晚上10点。潘女士说，“基本没有费用，相比于双方父母来照顾，类似的政策对育儿家庭真的比较科学、友好。”
韩国有类似托儿所的公立托管机构“儿童之家”。（图/IC Photo)
四日工作制对于育儿家庭的好处不止于此。不分性别、宽松的工作制度给了更多生育女性重返职场的机会。
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约有7.08亿名女性因无偿的照护责任而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等经济学家记录了近几十年来工作如何变得“贪婪”，要求更多的时间和在岗状态，甚至加剧了性别工资差距——因为有照护责任的人根本无法投入同样多的时间，因此得不到同等的回报或晋升机会。
但“帮助职业女性”这种说辞，实质上进一步削弱了女性在职场上的竞争力。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全球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群中，45%的女性因“照护责任”而无法投入工作，与之对应的是男性数据仅有5%。要缩小差距，亟待提升的是男性参与家庭事务的时间。当家庭照护与工作需要产生矛盾，家庭中的一员常常被赋予承担大部分家庭照护的责任，而这角色常常由女性承担。
而当更好、适用于全体、无需特意申请、不分性别的“四日工作制”诞生，意味着双方皆有均衡的时间空余以承担家庭照护义务。2022年6月，英国61家企业的员工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四日工作制试验。根据试验期间的记录，男性照顾孩子的时间增加了27%，女性增加了13%。
面向全体范围的四日工作制，真正的友好之处不在于“解放职场妈妈”，而在于它真正触摸到了育儿家庭中“照护责任”这头大象。
3 四日工作制，“工作成瘾”的戒断药？
工作成瘾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病症”，它是一种“既能获得社会认可，又能得到经济回报的成瘾”。
作家布里吉德·舒尔特（Brigid Schulte）在《过度工作》中提及，一名匿名受访者认为，尽管长时间的工作和睡眠匮乏让他的表现并不特别出色，但他依然得到了认可，“我们基本上将在岗时间等同于生产力。因为衡量在岗时长很容易，而衡量生产力很困难。”
出于社会压力，人们不得不过度工作。但有时，过长的工作时间只是在表演勤奋。
一位新西兰的企业雇主表示：倦怠、离职、辞职、重新招聘和再培训的成本往往不会直接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但却会对组织产生重大的长期影响。据盖洛普估计，因工作时间过长而造成的压力会引发员工的工作倦怠，全球每年因此损失的GDP达8.9万亿美元。
很显然，“工作成瘾”是一个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对于阻断“工作成瘾”，预防可能到来的“工作倦怠”来说，四日工作制也许是一个不错的特效药。但它还远算不上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图/《凡人歌》）
JoHoo观察到，“目前欧洲大部分企业仍然是五天工作制。从全球范围来看，四日工作制仅在一些发达国家取得试点进展”。
史先生和潘女士同样告诉新周刊，纯粹的四日工作制目前在他们所生活的国家普及率并不高。
“有一些媒体报道荷兰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28小时，这也是一种误读。这是因为荷兰很多兼职人员，但这本身就不是全职的工作，并不是企业为全职员工缩短了工作天数。”JoHoo告诉新周刊，在欧洲，四天工作制仍是少数，并不像一些新闻中渲染的，欧洲已经完全“躺平”。
相比之下，JoHoo观察到更为广泛采用的是远程办公（Remote）和混合办公（Hybrid）模式。“尤其是Hybrid模式，已经变成了雇主吸引候选人的员工福利之一，很多本地公司每周都会为员工提供1~2天的居家办公选择，要求员工每周五天都去办公室上班的公司，在欧洲已经严重缺乏招聘吸引力。”
2024年，Global Talent Solutions对亚洲11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及工作者进行了调研。其中，93%的内地工作人员希望每周工作四天，但，仅有60%的雇主认为可行。
（图/《正青春》）
同时，在所有受访雇主中，只有25%表示有计划或可能尝试转向每周工作四天的模式。
也许比起“四日工作制”这么昂贵的特效药，对于当下的就业环境来说，推广并落实更加灵活的混合办公模式，才是更经济、现实的选择。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校对：遇见；运营：嘻嘻；排版：佐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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