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延迟退休政策需做好配套 要为大龄劳动者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对就业的影响逐步加深，结构性就业矛盾不断凸显。

11月30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主办的“第二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研究员蔡昉围绕劳动力市场的“一老一小”进行了主旨演讲。

蔡昉。资料图

蔡昉表示，将劳动年龄人口按年龄分成三组：青年组（16岁至24岁）、中年组（25岁至54岁）、老年组（55岁以上），青年组缺乏工作经验，老年组往往受教育年限较短，因此劳动年龄人口两端的人力资本虽各具优劣，但都存在递减效应，故处于中间年龄段的综合优势相对较大。衡量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和就业竞争激烈程度的指标“求人倍率”数据也显示，就劳动力市场相对竞争优势而言，青年组始终趋于减弱，中年组总体趋于增强，老年组趋于减弱。

蔡昉指出，全国城镇就业率按年龄增长排布呈现“倒U字形”，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在劳动人口“一老一小”两端。

一方面，“一老一小”就业群体规模显著。当前我国正推进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表现为“一老一少”两点一线，既突出两个重点人群，又覆盖全生命周期。广义劳动经济学对应着相同各年龄人口，狭义劳动经济学关注点也从该区间更核心位置向两端拓展。

另一方面，支持“一老一小”与人口支持政策体系的目标是一致的。以培育人力资本为抓手的劳动力市场“一老一少”政策框架，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老龄化、创造新人口红利、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在目标和手段方面高度一致，均为最重要的制度建设，具有政策取向和实施路径相统一的特点。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加快减少，在缓解就业总量矛盾的同时也必然使结构性矛盾严峻化。对此，蔡昉提出几点建议，包括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转向依靠生产率的新动能，并且以人力资本质量替代数量。

首先，在宏观方面，不仅要关注菲利普斯曲线，也要关注贝弗里奇曲线。在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标准政策工具应对周期性失业，使宏观经济回归充分就业的同时，扩充、贯通、长期化以公共就业服务和提高匹配效率政策为代表的政策工具，应对结构性矛盾，降低自然失业率。

其次，要增加劳动供给和增强社会流动。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转移、区域流动和重新配置，重点帮助青年人群应对结构性就业困难。延迟退休政策需做好配套，要根据大龄劳动者需求，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

再者，以质量改善填补数量缺口。人力资本培养要形成新两级火箭，第一级以提升劳动力质量、提高创业能力、提升创新力新要素为主，促进要素新组合，形成新质生产力。第二级要将人力资本竞争从个人之间转变为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政府要承担更大支出责任，从娃娃抓起培养通识能力，也要帮助大龄群体跟上科技潮流。

最后，要以新范式新理念应对挑战，改革制度设计，推出政策支持，实现市场助推。要改变仅以教育年限或工作年限作为人力资本识别标准；要解决AI“对齐”问题，帮助人力资源扬长避短和取长补短；可以推进年龄两端劳动力混搭配置，形成中间群体的生产率效应；也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增强全社会对“一老一小”劳动人群的保护。